尹锡南*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当代国际政治领域风云变幻，国际力量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洗牌”和排列组合，世界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千年文明古国，在新的世纪中焕发了新的文明生机。曲折蜿蜒的中印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转机。回顾迄今为止中印关系的曲折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从文化心理层面对中印之间[1]的双向认知进行历史考古，会给我们发展理性良好的二十一世纪中印关系更多更好的启迪。下面分几个部分对此进行说明。

一、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与形象建构

自古以来，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远古的印度两大史诗中，中国是“极东支那”， 一个无比遥远却又亲切美好的国度， 一个“刹帝利国家”，一个生产蚕丝也制造优美服饰的喜马拉雅邻居。到了中国唐朝时期，她又成为诞生“道奥义书”（即老子的《道德经》）的智慧国。漫长的中世纪里，中国形象无可奈何地“缺席”。时间前进到地理大发现以后的近代，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透过文献和历史，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即印度独立和新中国诞生，印度智者名流眼中的中国是一种复杂多面的形象。在有的人眼中，中国是一个与殖民地印度同样值得同情的弱者，正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在尼赫鲁、辨喜等人眼里，中国文明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她定会再度展现昔日的辉煌。巴克齐和谭云山等人则从中印文化大同的理念出发，对中印文化进行寻根式比较，以期发现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更多的相似点，为中印同质同性文化的亲和力增加更多的注解。这一趋势到了后来，在谭中等人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此为引人注目的中印地缘文化形象建构。1947年印度独立后，一个时期里，“Hindi-Cheeni Bhai Bhai”（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呼声响彻喜马拉雅两侧的中印两国。五十年代里，印度仍将中国视为友好国家。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这场不幸的互动对印度官方民间重新“认识”中国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他们戴起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的“有色眼镜”，来重新“发现”新中国“前所未有”的地方。一个被彻底妖魔化的印度版中国形象开始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形象开始经历第一次重大转折。

1990年以来，随着中印关系的大幅度改善和短期波动，印度看待中国的态度在逐渐发生变化，这表现在中国形象建构的内容和方式变更上。近年来，印度国内对中国迅速崛起的看法和反应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至少出现了两到三派不同的声音，这对他们的中国观有很大的影响。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和印度都是“转型中的巨型社会和崛起中的亚洲大国”。过去二十年来，中印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崛起的中国”和“崛起的印度”。由于一些印度人士尚未完全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看中国的影响，他们对于“崛起的中国”的看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学者已经就印度近年来怎样看待崛起的中国进行了分类研究。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的谈玉妮认为，印度舆论界对中国有三种看法，彼此还有重叠之处。第一种是主流，是折衷的，把中国看成印度的对手而不是威胁。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是友邦。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国对印度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它主要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合作，人们因此认为中国坚决要把印度限制在南亚，不让她成为全球性的强国。”[2]总之，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印度目前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看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人在两个极端间摇摆：现实主义者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亚洲的潜在霸权，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亚洲的积极力量。一个极端是把中国看作侵略和扩张性的威胁力量，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兄弟。以上几派对中国经济增长、军事现代化和地区影响力等重要方面的看法各异。于是，当代印度纷纭复杂、三维立体的中国形象就此塑造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和政治家逐渐抛弃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开始理性思考中国和中印关系，他们关于中国的学术和政治话语也变得更加理性而成熟。当然，客观来看，部分人看中国或是带着“西方之眼”，或是受到1962年战争“综合症”的困扰，或是受到国内政治及其它复杂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形象建构还在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水平上原地徘徊。总之，近二十年来印度看中国经历了一些波折和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形象也由消极畸形向积极正面的方向不断演变和升华。这意味着1947年印度独立六十年以来，印度官方和民间塑造的中国形象正在面临第二次重大转型。在印度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那里，目前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由争论中国是敌是友到预测中印竞争和进行中印比较，再到探讨印度学习中国什么，这是一条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印度人如兰密施和谭中等人提出了中印合作发展的战略新思维。他们不约而同地绕开政治军事领域，从经济或文化层面进入“中印大同”这个国际文化新话语体系的建构，这反映了跨文化对话与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互相促进。

二、中国对印度认知历史的简短回顾

中国文化眼睛中的同一个印度形象经历了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按照谭中的观点，这种印度形象的变迁可以分成六个不同的阶段加以探讨，即神异阶段、敬仰阶段、虚无阶段、同情阶段、友好阶段和冷淡阶段。[3]

在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中国广大学者、社会活动家、民间人士都对印度问题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都对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予坚决支持，还对处于殖民困境中的印度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这种同情也为中印关系进入后殖民时期的友好阶段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在友好阶段里，中印两国民间往来和高层互动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在这种友好氛围中，中国领袖毛泽东对印度的有关论述最有代表性。1951年，毛泽东在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告诉印度朋友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4]毛泽东心目中的印度是一个友好邻邦，是与中国一道促进世界和平的正义力量，即使在中印关系处于困难时期，他对印度的这一印象仍然没有改变。更有启迪意义的是，毛泽东还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审视中印关系中的不愉快插曲，显示了中国对于伟大历史伴侣印度的诚意。后来的中印高层领导和学者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一基调来不断改善和提升中印战略关系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短暂的友好阶段里，中国官方民间所认知的印度乃是一个一见如故、亲切异常的东方兄弟。五十年代中国对印度的一见如故虽然有着历史文化基础，但冷战的特殊时代背景又不可避免地给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形象增添了一种难以察觉的玫瑰色调。因此，中印关系走过短暂而美好的友好阶段后，就急速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下一个漫长而又令人痛心的“冷淡阶段”，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形象乃至印度领导人形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使短暂的中印蜜月期嘎然而止。早在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与印度媒体便开始了互相攻击，这主要是围绕边界争议而展开的。

在这种“冷淡阶段”的初期，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印度的形象迅速地为巴基斯坦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所淹没。社会上有些对印度的报道，不太照顾印度人的敏感性，如上述中国媒体的一些言辞便是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出版物几乎没有涉及印度的书本。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况才逐渐改善。1988年，印度总理访问中国，将中印关系冷淡期开始点上逗号。虽然不是句号，但是这一逗号也足以让人对中印友好关系浮想联翩，满怀憧憬。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个时期里，世界大多数国家停止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印度却蓄意与中国改善关系，一时间，印度朋友变成中国最受欢迎的贵宾。这以后，中印关系开始真正的解冻，中国对印度的关注开始暖和起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形象也开始变得真实客观起来。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的著作题目如《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暗示着印度形象的悄然转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印度的大国战略逐渐得到中国学界的清醒认识，加之印度经济发展迅速有力，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中国学界乃至民间大众对于印度的关注程度不断加强。在中国教育部每年公布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里，关于印度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课题赫然在列。这暗示了印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纪之交，中印政府高层互访不断，更显示了官方政治界对于印度崛起的高度重视。以此为契机，中国普通大众对于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关注起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印关系大踏步前进，随着中印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印度的认知开始向“调整阶段”转变。一些学者将自己进行中印崛起之比较的著作题目定为“龙与象”（龙指中国，象指印度），这意味着印度形象的积极一面。一些学者赞同印度学者提出的“中印大同”主张，也属于认同印度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力的一种举措。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展开关于印度问题的讨论，一年一度的“南亚学会年会”的召开，印度成为重头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到体验印度文明的行列之中，这无疑会使中国的印度形象建构出现更多真实客观、积极正面的要素。

三、中印如何正确认识对方

中印互相认识对方都有哪些相似和差异呢？客观来看，中印认识对方、感受到的对方形象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这可以按照几个阶段来进行梳理。就中国而言，她的文化之眼所观察感知的印度形象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进行分析。与中国的印度认识相似，印度感受的中国形象也可分为几个阶段，并同样充满了变数。

透视中印互相认识对方、塑造对方文化形象的漫长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前，中印双方均未妖魔化对方。而近代以来的某些时期里，西方一些具有白人优越意识的人塑造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形象却取妖魔化的姿态。这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它体现了中印千年文化互动带来的良性效应。

仔细分析中印建构彼此文化形象的漫长历史，我们还会发现一些更加明显的差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塑造的印度形象并非如同早期敬仰阶段的印度形象那么神圣美好，而是一种值得深深同情的“亡国奴”形象，同一时期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印度智者名流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却是同情加尊敬，是一个虎落平阳却又充满活力、定会东山再起的中国形象。在奥罗宾多的天才设想中，中国、印度与日本三国联合铸剑，全力以赴地完成这柄东方利剑的“使命”：打击欧洲的骄横霸气，将欧洲人从亚洲、非洲、澳大利亚等殖民地驱逐出去，使昔日的强大欧洲“服从听命于强势的亚洲”。[5]两种不同的东方民族形象实际上寄托着中印彼此对自己民族前途和政治命运的深切关注。换句话说，形象塑造的背后寄托着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印双方均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种妖魔化对方的不幸趋向。这是中印建构彼此形象的第一次大转型，也是中印两千年文化互动史上彼此妖魔化对方的第一次，影响极为不利。早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与印度的官方或媒体便开始了互相攻击，这主要是围绕边界争议而展开的。边界冲突结束后，中国媒体对于印度的形象建构仍然不可避免地继续受到中印关系恶化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印度塑造中国形象正面临第二次重大转型，即摆脱妖魔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模式，更加客观真实地传达中国的信息，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关于印度形象塑造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国官方民间开始认识到印度国力的上升和印度文化的魅力，媒体开始以积极正面的调子传达客观真实的印度信息。目前，虽然中国认识印度、印度认识中国的第二次重大转型尚在进行当中，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印之间良性互动的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中印认识对方将会更加客观而理性。

通观两千多年来中印建构彼此文化形象的历史，可以发现，其间充满了复杂的变数。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首中印对彼此形象的建构，我们都会为其中的曲折跌宕而感叹。那么，新世纪里，中印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客观看待对方呢？中印如何健康相处，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呢？

相对于中美或中日交流而言，中印间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远未达到理想的地步。这无疑会影响两国人民对对方的客观认识和理性观察。因此，首要之务是设法拓宽中印文化交流渠道，加大人员交流的力度，并进一步推动中印政治互动和经济合作向前发展。如果我们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印度人了解中国文化，对印度美好的中国形象建构将有益无害。同理，如果我们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实的印度，了解印度的伟大文明和灿烂活力，这对中国人民建构美好的印度形象也会有直接帮助的。如此一来，这对新世纪里中印人民友好共处，对尽快形成新型健康的中印间文化互动与政治互动会给予极大的推动。

其次，中印双方应该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在全球化语境中以战略合作而非战略竞争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两国关系。1962年边界冲突后，在中国的眼里，印度的形象已经从古代文明发源地变成军事对手，从东方兄弟变成了挑衅者和边境安全的威胁。然而，“印度威胁”的意识很大程度上被战场上的胜利所抵消，印度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其他国家类似，中国学者、外交界与防务专家对印度的看法存在差异。前者强调中印共同利益，包括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相似观点。从此角度出发，印度应该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而在中国一些防务专家眼里，印度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占有中国大片领土，对1962年念念不忘，并试图通过发展军事实力来实现其领土要求。目前，大部分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是折中的。他们认为，印度是南亚大国，有着成为世界大国的雄心；印度正在加紧军事现代化，核试验后核武器计划的步步实施暂时还未威胁到中国的整体安全；印度与中国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诸如国际秩序、人权及主权概念等方面有着广泛共识。因此，中印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还有不小的空间，印度可以成为中国的国际合作伙伴。虽然1998年印度核试验引发了一场关于印度的大讨论，但对印度由忽视到注意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即“印度对中国的安全还没有构成现实的威胁”。[6]而在印度，中国威胁论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四十年前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使一些印度人看待中国时多了一份感情色彩，进而对中国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这就防碍了某些印度人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不过，印度对中国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对印度安全威胁的疑虑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而非把中国作为其实实在在的威胁。与其说印度担心中国对印度安全的威胁，不如说是印度对过去二十年来本身战略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对中国经济腾飞与国际地位的提高而造成的中印实力与影响力差距的加大感到“不舒服”的心理反映。因为，事实上，印度的周边安全环境还要相对好于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印高层互访不断进行，两国政治经济互动加快，文化交流也开始加速，这显示了中印关系可喜的新变化。中印双方已经逐渐走出了当年边界冲突的阴影，正在向一个理想的方向前进。双方认识到，改变认识对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必要。中印两国，一个被看作是“崛起的大国”（rising power），一个被视为“正在出现的大国”（emerging power），它们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成熟与稳定的中印关系需要两国人民客观而现实地看待对方。从中国的角度讲，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国人抛弃偏见和固有的模式，用新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印度，从“漠视”到“正视”我们身边这个“正在出现的大国”。[7]从印度的角度看，他们应该抛弃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影响，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放弃历史包袱，正面看待中国、认识中国的变化与发展，进一步说，中印应该放弃将对方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方针，而应视对方为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唯有如此，中印才能客观而积极地看待对方的发展、才能正确而理性地认识对方，也才能最终达到中印和平友好相处的理想局面。

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对中印学界常常提到的中印“龟兔赛跑”模式进行质疑，有的人提出“龙象共舞”的主张（龙指中国，象指印度），有的人则不无启发地指出，在陆地上，兔子（中国）可以带着乌龟（印度）一起跑，在水中，乌龟则可以驮起兔子泅渡到安全而胜利的彼岸。[8]这实际上反映了部分文化精英对今日和未来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一次理性把脉。文化思维有时也能决定政治经济运作的模式，在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道路上，龟兔共赢模式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战略思维。

四、文化交流在发展中印关系中的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到了提出“文明冲突论”，“地缘经济学”和“软权力论”的当代理论发展新阶段。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首次阐述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三年后它又将这篇文章扩充成为一本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领域形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学术“逆流”。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一般都论及他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还渗透到了文学文化研究等其它领域。亨廷顿的理论特色在于，他从以往被人们忽视的一个文化人类学关键词“文明”入手，对当代国际政治力量的排列组合给予全新的解释说明。这似乎也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中学科交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亨廷顿以“文明”为指南，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探索，对国际政治现状进行把脉，得出了许多引起争议的结论。他匪夷所思地提出：“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9]他断言，在冷战后世界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10]面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反应是，这是西方或美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它包含着美国对其他非西方势力迅速崛起的担忧。亨廷顿未能有效解释为何文明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会远远大于文明内部之间的冲突。并且，更重要的是，亨廷顿的所谓“文明”不具备国家的功能，缺乏作为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基本条件。文明不同于国家，“文明”不做决定，不能决策。它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范畴，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机构。简言之：“国家能够采取行动，而文明却不能。”[11]

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着上述理论缺陷和论证疏漏，但是，他的理论作为一种观察和思考当代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行为的创新，对探索当今国际交往最佳模式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阐释价值。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给国际关系理论界一场方法论革命恐怕不太为过。以往的学者探索国际关系，往往多从政治经济层面入手，忽视了对于多元文化或多元文明时代宗教等影响深远的微妙因素的关注。亨廷顿从文明这一关键词入手，将人们视线投向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这无论如何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贡献。因此，以文明视角来解读中印关系应该是一个可以而且必要的学术尝试。

亨廷顿的“文明”明显地是以宗教等深层文化基因来界定外延内涵的。这对观察和分析同为东方文明古国，却在文化心理思维方面大相径庭的中印两国的关系发展史意义重大。也许是为了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谭中在不久前出版的新著《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中专设了一章即“中印文明比较”，具体论述了中印文明的异同问题。他自称属于观察分析国际关系的乐观派。他认为，中印两大文明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爱心”与“善意”。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但同时又存在很多共同点。“这使它们之间不但引起共鸣，而且能取长补短，相辅相成。”[12]谭中在新著中明确表示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必然冲突论。谭中带着一种“中印合璧”的文明意识，和兰密斯一道发掘出了“中印大同”的文化内涵。这给新世纪里中印文明的健康相处和共同发展指出了方向。

中印文明的碰撞激荡在历史上给与中国文明无限的恩惠，如佛教中国化丰富中国文明内涵便是一例。同时，这种交往激荡对于印度文明也是影响深远的，如老子的《道德经》流入印度，对其宗教思想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微妙影响，他们把老子著作称为《道奥义书》便说明了这一点。中印文明这种正面的激荡效应在当代也远未绝迹。1962年的不幸事件虽然对两大文明的关系发展起了暂时的损害作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中印国力不断上升，两大文明的交往谱写了许多新的篇章。这为发展二十一世纪新型的中印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印文明的良性互动建立在双方互谅互信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印两国学者在这方面多有探索。印度学者拉姆正确地指出：“中印两国是从‘印度中国是兄弟’的乌托邦世界的漫长道路上走过来的。它们的关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建立良好关系的惟一途径是通过互相理解。”[13]K. S. 拉纳则认为，1978年开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中国的繁荣，但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对中国发展还有制约。但是，中印对比给两国合作提供了平台和基础，特别是在农业和应用领域。“当我们迈入下一个千年时，我们必须抛开历史负担，寻求合作发展的新道路。”[14]“互相理解”与“寻求合作发展”等说法显示，印度学者在后冷战时期对发展良性的中印关系所持的善意姿态。遵循这一思路，尼米·库莉安在前述《崛起的中国与印度的政策选择》一书中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写满耻辱，这刺激了中国实施大国战略的决心和雄心。中国现在界定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的标准，已经由过去的意识形态和领土因素转向经济视角。关于未来中国走向问题，库莉安认为：“很明显，中国不会满足于充当一个和平的大国，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被动的作用。”[15]该书并不刻意回避敏感的中印关系，作者认为，改善中印关系有几条路径，如重新开启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从中国云南经缅甸到印度曼尼普尔等地）、增加彼此间教育文化交流和国际领域合作等。无独有偶，一些中国学者也在酝酿开启“南方丝绸之路”（即从四川成都市经云南、缅甸、印度阿萨姆、孟加拉国再到西孟加拉邦）的主张，有的学者呼吁云南发展面向南亚的战略通道，一些学者还将这一思路扩大到中印缅孟经济合作的更大范围内。还有一些印度学者如拉维·布塔林加姆提出了通过组织环孟加拉湾的跨国旅游促进孟中印缅地区（BCIM地区）经济繁荣的战略构想。[16]上述中印学者不遗余力地鼓吹改善中印关系，并提出通过经济合作，跨国旅游和教育文化交流等手段，将中印之间的文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反应了时代潮流对中印文明互动的积极推动。

由于前述原因，就目前而言，中印文明良性互动的心理基础还依然显得比较薄弱。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印学界以“理解印度”或“理解中国”为题相继推出“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书系的深层文化根由。好在事在人为。亡羊补牢，未为晚亦。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对方纷纷举办了“中国年”和“印度年”，宣传对方的优秀文化，邀请对方青年进行文化访问，这一系列举动无疑给在新世纪里中印文化良性互动增加了沉甸甸的砝码。中印高层政治互访频繁更为中印文化交流增加了无比的动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日、中美、中欧之间的交流一样，中印文化交流一定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阶段，中印跨文明对话也必将进入一个成熟的时期，而这必将对新世纪里中印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动提供更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