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力**

[内容提要] 中印战略对话是中印两国建立互信、保持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推动并深化这一战略对话将决定性地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自2005年战略对话正式启动以来，涉及内容广泛并趋于不断深入，包括全球化挑战、联合国改革、反核扩散、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地区冲突热点，以及双方高度关切的边界问题和地区安全环境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目前仍处较低水准，提升战略互信是发展中国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提高中印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可预测性，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合作，必然对中印战略对话提出更高要求。

[关键词]  中印关系；战略对话；互信建设；边界问题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2009）03—0001-08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战略对话是大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谋求合作、加强互动、避免对抗和冲突而采取的常见形式。根据通常接受的定义，所谓战略对话，是指国与国之间就最关切的双边和超越双边的战略性问题进行坦诚交流和直接沟通，以减少误判，增信释疑，划定准则，明晰目标，确保双边关系长期平稳发展。能否开展战略对话及战略对话的水平和成效如何，是检验两国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1] 中印战略对话是这类战略层面互动的重要一例，它对中印两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直接关系到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限于涉及战略对话的相关细节多未披露，本文只拟从中印建立战略互信的角度对这种战略对话的现状与性质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印推动战略对话的动因与意义

    中印启动战略对话和探索战略合作关系的最基本动因，是中印相互战略认知的积极转变。正如中国南亚问题分析家所指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国际战略格局呈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印两国都开始以全新、务实、成熟的眼光看待对方。就中印两国而言，“‘战略对话’，即两国分歧并未消失，但双方都朝着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方向努力，这是形势需要，也创造了双赢的局面”。[2] 对印度而言，这种互动与对华关系的战略定位直接相关。中国对印度同样如此。换言之，如果印度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威胁”，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便不具备可能；反之，如果中印相互淡化对方威胁的感觉，致力寻求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相互增进战略层面合作的可能性便大大上升。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印度核试前后，印度政治领导人将中国称为“最主要的威胁”和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主要理由。受此影响，中印双方一度中断了官方层面的接触，双边关系跌入低谷。后来经过中印双方共同努力，战略互信进程重新纳入正常轨道。

2004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老挝出席东盟“10+3”峰会期间商定在中印两国之间举行不拟定议程的战略对话。中印首轮战略对话于2005年1月25日在印度举行，对话所涉及内容包括全球化挑战、联合国改革、反扩散、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地区合作以及伊拉克、朝鲜半岛、伊朗和阿富汗的局势等全球或地区热点问题，也涉及到双方高度关切的边界问题。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和印度外务秘书萨兰（Shyam Saran）被各自政府任命为首席对话人。首次对话除讨论问题外，也为温家宝同年3月即将访印进行准备。首轮对话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中、印身为地区有影响的大国，在维护国际安全和稳定的一系列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和主张。” [3] 印度政府发言人称：启动新型对话机制表明了中印两国政府有决心通过双边接触发展长期的战略关系。印外交部发言人称：“战略对话有助于加强亚洲两大巨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启动这一新的对话机制意义重大，它标明中印打算从长远的战略层面看待它们的双边关系。” [4] 中方希望战略对话能推动双方尽快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印度政府也认为首次战略对话的目的是扩大两国双边关系的范围，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联系，及时交换看法并增强战略互信。[5] 中印双方强调必须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便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双方均认为世界多极化趋势有利于国际和平并应受到鼓励。而且，中国在首轮对话中对印度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表达了理解和意向性支持，表示支持印度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6] 双方并同意在适当时候举行第二轮次战略对话，表明两方均有兴趣使这一接触方式迈向机制化，强化两国之间的互动平台。

    中印双方在首轮战略对话后均未公布所涉问题的细节，但随后不久温家宝访印，中印宣布建立面对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签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它表明首轮战略对话具有实质性意义。各方媒体对中印首次战略对话进行了广泛报道，并不乏对可能取得进展的评估与分析。印度国内舆论认为：印中间的谈判迄今为止多围绕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但近年来中印关系不断改善已消除了数十年来的怀疑和敌对。决定启动战略对话是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兴趣。中印两国都对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感到兴趣。并显而易见，中印两国均能通过推进相互战略合作关系获得利益增益[7]。一位印度战略专家在采访中表示，对话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两大国家愿意增进相互合作的清晰信号，因为它们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印中关系迈向稳定的一步，印中这两个崛起中的大国都在迅速走向现代化，关系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8] 也有不少印度分析家从经济层面看待中印战略对话、提升中印战略关系的重要性。战略学者M. D. 纳拉帕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印度跟中国还有很大差距，印度至少需要四五十年的时间才能赶上中国”；“但是，印度发展不够快并不是因为中国发展快，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强调中印两国应共同携手推进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寻求能源安全，龙象共同崛起。[9]

    中方高度评价启动中印战略对话的意义，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撰文指出：中印双方均有加强双边和国际合作的要求，高层次的战略对话正是当前促进两国关系最需要的。并在一定意义上说，加强了解和信任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等尚存问题的重要条件，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中印两国领导人对加强合作已有共识。中方观察家指出，2004年12月印度陆军参谋长维吉（Nirmal Chandra Vij）访华被媒体赞誉为构筑战略互信之举，而启动中印战略对话机制则表明中印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战略互信水准，中印关系乃至亚洲和整个世界均将为此受益。[10] 还有分析坦率地指出，随着中印两国在国际层面上的共同崛起态势，以及因旧有恩怨、战略利益矛盾和经济竞争等因素而对中印战略合作前景持有的悲观态度，相互间简单的“就事论事”已无法满足两国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战略对话”提上日程。[11] 对首轮对话，也有中方观察家客观指出：虽然目前中印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但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依旧，两国在核问题、多边国际合作等一些国际战略问题上仍持有不同看法，因此过分乐观是没有道理的。同时，目前两国正举行战略磋商，营造良好气氛，也许双方已经在某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只是还未形成实质性突破而已，因此也有理由对目前的中印边界谈判抱审慎乐观的态度。[12]

中印战略对话的性质和意义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针对中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展开战略对话，美国智库学者在2007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尽管中印两国之间存在历史恩怨、边界与领土争端、潜在的资源竞争、军事抗衡以及地区影响力冲突，并且巴基斯坦、美国、俄罗斯等他国因素将继续为这一战略关系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但诸多共识和共同利益将使这两个崛起中的亚洲大国相互不断走近。从前景着眼，作者相信：一、中国和印度认识到其他大国正日益深入地介入其周边地区这一不可漠视的现实。两国正冷静地平衡对待相互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不让任何遗留的怀疑、紧张或不信任摧毁它们探索未来政治缓和、经济互动和信任建设机会的共同愿望。二、除非印度是公开发动侵略的一方，否则在未来的印巴冲突中，中国不可能主动支持巴基斯坦。原因在于，中国专注于国内发展和周边稳定决定它将全力防止在沿边境地区出现任何严重的敌对状态或动荡局势。三、只要中国不发动意外挑衅，印度将不会通过任何积极的战略与美国结盟，从而遏制或对抗中国的崛起。印度将保持其战略独立性，奉行与中国既合作又竞争的多层次外交，服务于其特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13]

        2006年2月，中印两国在北京举行了第二轮战略对话。此前在温家宝访印期间，中印双方同意提升两国在战略层面的联系，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商定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中印双方均赞同利用这一契机增强两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在对话前夕，中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向印度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坚定地支持与印度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视印度为一个长期的友好邻邦。” [14] 他并表示，中方已准备好与印度展开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加强双边互利合作，丰富两国战略合作的范围和内涵[15]。印度舆论也评价指出，战略对话目前不仅已取得某些进展，而且也形成了继续对话的机制，它标志着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型模式。

与首轮对话一般性讨论共同关切的问题和仅注重交换意见不同，第二轮战略对话的形式有所改变。对话除探讨了双方关心的边界问题外，也讨论了两国在地区、国际范围内如何进行合作与协调。因此本轮对话被认为更称得上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对话。[16] 中方分析家解读说：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都在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双方均意识到在目前的双边关系中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和协调，尤其是安全层面的对话非常重要。并且两国寻求良性互动的领域不限于双边关系，双方也谋求在地区与全球问题上建立更多的共识并协调外交政策。从这种意义上说，第二轮对话的形式与程度有别于首轮对话，后者主要围绕双方感兴趣的全球及地区热点问题，前者则更为注重影响双边关系的具体议题，包括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17]

    中印第三轮战略对话于2007年12月21-22日在北京举行，印方首席对话代表由新任外务秘书希维香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接替，中方首席对话代表仍为副外长武大伟。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此期间会见了梅农，指出：中印两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双边关系发展拥有巨大潜力，提升中印合作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印两国应增进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合理解决争端，推动双边关系的继续发展。梅农也表示印度重视对华关系，印中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的和平稳定。值得一提的是，与新一轮战略对话同时，中印两军根据商定的备忘录在中国昆明举行了代号为“携手2007”的联合军事演练。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期间，双方宣布两国外长将在年内互访并举行第四轮中印战略对话。[18]

二、战略对话部分主要内容评述

    中印战略对话所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讨论议题自第二轮对话起并被引向深入和具体，其中不少内容充分反映了对话双方的具体利益关切和立场异同，也有助于诠释这种对话的性质和潜力。这些内容包括边界与领土之争、印度的核身份、反恐合作、地区安全等。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一简略考察和评介。

（一）中印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中印战略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尽管中印之间有专针对边界争端的特别代表对话机制，但战略对话对边界问题的磋商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从一开始，印度媒体就将注意力集中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政府也表示希望通过战略对话使边界问题谈判取得某些进展。印方首席代表萨兰在参加第二论对话前夕表示，对话能为寻找到两国均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创造出更好的气氛。在第二轮对话结束后，印方舆论对对话前景表达了谨慎乐观。在京期间，萨兰也拜会了国务委员唐家璇、外交部长李肇星和副外长、中方边界问题特别代表戴秉国。他与戴秉国就边界问题举行特别磋商，据信将为随后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七轮会晤确定方向。印方官员在对话刚结束就声称，中印已签署的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划定了底线，因此不应再出现技术性僵局，有希望通过对话取得实质性进展。萨兰表明双方讨论了如何以积极方式、在既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框架内处理边界问题，并表示，中印已达成的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是“实际原则”，“观念将超越各自的权利要求”，以中印战略伙伴关系和发展中印关系的“全球背景”为基础就能够探索出一项为双方共同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19] 一位印度分析家也向中国媒体表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想通过一两次对话一劳永逸地解决非常困难，但对话只要能够继续就能带来希望。还有印方学者表示，只要双方坚持互谅互让、有得有失的态度，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磋商，就将最终彻底解决边界问题。[20]

    中国也对通过战略对话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早日解决边界问题表现积极。在第二轮对话开始前，中方官员对印度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坚持奉行与印度发展长期、稳定、睦邻与合作关系的政策”；“中方准备与印方密切合作，进一步扩大友好交往、增强互利合作并不断充实两国之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印度注意到中方表态的积极含义。[21] 并且，此轮战略对话被安排在第七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2007年1月）之前举行，表明双方有意借此为边界问题谈判取得进展营造更有利的总体气氛。在萨兰赴华参加战略对话前夕，印度媒体也密集关注随后将举行的第七次中印边界特别代表会谈，关心谈判是否会取得进展。中国驻印大使孙玉玺对媒体解释说，双方在高层政治会晤之后才会举行技术层面的讨论，在北京的第二轮战略对话将确定有关的细节。他还表示，在解决边界问题上中印没有大的分歧，双方均希望在今年就此进行大量讨论后会取得更顺利的进展。印度方面明确表示对战略对话为解决边界问题确定方向寄于厚望，萨兰在启程前乐观地表示：“《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的签署，已经为解决边界问题确立了标尺和参照点。……我们不应该在技术问题上陷入困局。我们希望通过对话使得这一问题能有所进展。我们正期待着达成一揽子协议，平衡双方的要求。[22]”

显然，中印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存在严重分歧，将边界问题列入中印战略对话的议程则无疑为双方针对边界问题的具体磋商提供了政治导向，也有助于增进互信。但需要指出的是，战略对话和边界特别代表会谈并非总能提前化解中印双方因边界问题引发的不信任感。除了中印双方巡逻队在有争议边界东段地区的交互穿插引发争议外，也不时导致某些政治和外交事态。在2006年11月中国主席胡锦涛访印前夕，中国驻印大使接受采访谈及中国对中印边界争端的立场，强调中国对印度“阿鲁纳查尔邦”拥有主权，因这一具体提法与此前的外交磋商有别，在印度媒体引发激烈反应，导致原订的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的会谈被取消。[23] 2009年6月，中国对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涉及中印争议领土的“印度国别伙伴战略文件”，拟向“阿鲁纳查尔邦”提供发展贷款和技术援助表示强烈不满。[24] 2009年7月印度单方面向中印边界增兵两个步兵师并部署先进的苏-30MKI作战飞机，引发中印各方及国际媒体对中印边界和中印关系现状的质疑，并有为即将举行的中印第13轮边界特别代表会谈施压之嫌。[25]

（二）印度的核身份与参与国际核合作的资格

    印度将争取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合作作为第二轮战略对话中一项意义重大的内容。印度意识到，中国作为核供应国集团国家，对印美民用核合作的立场极为重要。印方明确希望中国能在现有国际核机制内认可印度的特殊地位。萨兰微妙地表示印度在这一问题上需要中国帮助，称，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国将表明态度，“但这当然是一件美国将带头作的事。”他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还表示，中印对话也涉及到美国可能修改国内法的问题，称，中方并未因讨论印美核协议而感到任何不快。[26] 此外，为保持对话气氛的建设性，中印双方在对话中力图避开较敏感、同时也无法获得答案的问题。例如，印度和西方媒体当时均猜测中国已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核反应堆，但萨兰在对话中并未向中方提起这一问题，称：“就我所知，它（有关报道）并未得到确认。”面对记者的提问，萨兰并承认，对话并未具体讨论中国对“国际核供应国集团针对印度的政策”的立场，但印方已告之中方，印度正与美国磋商的一个问题是“对核供应国集团纲领准则的修改应能确保与印度开展充分的民用核合作”。[27]

    然而，从后来的事态进展看，尽管中国并未直接反对印美核合作和印度在国际核机制中取得特殊地位，但中印是否在战略对话中就这一问题取得共识是存在争议的。外交部发言人在评论印美民用核合作法案时表示：“各国开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应当有助于维护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原则和有效性。” [28] 印度认为，2008年9月在维也纳核供应国集团讨论国际核贸易是否向印度开禁的讨论中，中国质疑该机制原则对印度例外的合法性，对向印度开禁对国际反扩散机制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心，后来在美国促动下才转变立场表示赞同。印度政府对此表示不满，称中国曾在双边高层会晤中承诺不会阻碍印度的诉求取得进展。但中国却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中方无意阻止通过该项决议，并在维也纳的讨论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9]

（三）反恐合作

    中印数轮战略对话均涉及到恐怖主义和在反恐领域展开合作的问题。在此之前两国政府已有过多次反恐磋商，反恐合作问题也是中印安全对话机制的话题。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2006年5月访华期间，中印双方签署了反恐与防务合作理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在两国的国防部门、军队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之间开展互访；根据商定的级别在每年轮换举行双边防务对话；联合开展在搜救、反海盗、反恐等领域的联合演练，促进交换军事观察员观摩所指定军演等共同感兴趣的交流活动；为双方军官及相关文职官员建立一种包括进修、研讨、在军事训练机构从事长期学习的交流机制。印度还认为，对中国而言，中印两国海军在反恐、反海盗方面的协同行动比陆军的合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中国从西亚、非洲的能源进口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如发生海盗或恐怖份子切断途经印度洋的能源供应线的危机，印度海军能为中国海军提供巨大帮助。[30]

        2007年12月，与中印第三轮战略对话同步，中印两国陆军在昆明举行了代号为“携手2007”的反恐联合演练。尽管参加演习的军队规模有限，但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表明中印两国共同面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决心和愿意提高军事领域互信的必要。双方指挥官强调“我们必须意识到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 [31] 2008年，中印两国特种部队又在印度境内举行“携手—2008”陆军反恐联合演练。除中印双边机制外，打击恐怖主义的话题和政策协调也在中印俄三方对话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互动中有所体现。

    鉴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印双方就联合反恐到底有多大空间和如何扩大范围仍值得认真探索。有印度分析家就“携手-2007”军事演练称，联合演练的主旨更多反映的是中国对海外“藏独”极端势力入境破坏西藏稳定的关切，而这一主旨与印度无太大关联，印度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来自中国、针对印度的越界恐怖主义活动，除非某天“基地”组织控制了中国的新疆和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但这种可能非常遥远。更有用的主题应是正视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情形，研究两国的情报、反恐机构和军力能怎样相互合作应对这种局势。即使印度和中国对何为恐怖主义和哪些属于恐怖组织并不能统一认识，但仍存在两国的共同关切，如重大活动期间的安保、反劫机、排除对驻外使馆的恐怖威胁等。并且，尽管两方均不允许对方参加在其本土进行的任何反恐行动，但能就如何应对此类局面交流看法和专业技能。未来两国的合作反恐应该是一个目标，但设想两国军队开展联合行动、跨边界打击大规模恐怖主义势力的情形过于牵强，技术上看并不符合需要。[32] 在反恐问题上，印度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分歧并未消除，但它们正共同推动发展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德里和北京尽管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但关注美国在该地区的积极活动，“中国的关切尤甚，愿意让其他国家参加对话，以了解它们如何看待美国的作用。印度显然是这种考虑的组成部分”。[33]

（四）地区安全环境

    国际安全合作是中印战略对话的一项主要内容，在这方面中印两国既有共识也存在分歧。据报道，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是中印首轮战略对话的重点话题之一。作为对话的主要结果之一，中国表达了对美伊关系因伊朗核问题日益恶化的担心。中方代表明确表示，中国正敦促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采取措施阻止美国敌视伊朗的政策，表示中国愿就伊朗核问题为美国和西方调停争端。印度则要求中方施压巴基斯坦当美国计划对伊朗实施空中打击时不向美提供空军基地[34]。在首轮战略对话中，令印方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中国理解印度致力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要求，同时希望印度在国际事务以及联合国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印双方均强调有必要使国际关系民主化并积极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均认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敏感技术落入恐怖主义分子手中将会对全球构成威胁，承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对付这种威胁。此外，印方首次通过中方获得有关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详细情况，而朝鲜与巴基斯坦的核交易一直为印度所关注。[35]

    勿庸讳言，中国关切近年来印美关系的持续升温，印美战略关系自然也是中印战略对话的话题。照一位印度战略学者的话说，中国很在意印度是否想以小伙伴身份争取“加盟”或“追随”美国。在第二轮战略对话中，中印也就美国即将在东亚举行军事演习交换看法。印度注意到中方的感觉：美国即将在东亚举行的大规模军演是影响地区局势的重大因素。尽管中美正在寻求一种“建设性”和“合作性”接触，但美国已公开表明中美关系面对某些挑战，因此印度是否会成为美国重组亚太地区主要力量、遏制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目前还难下定论。印度虽承认自身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是一个需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但在对话中力图打消中国的这一疑虑，称美印共同遏制中国的看法经不住推敲。[36]

地区安全话题还包括：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尽管印度承认中国的南亚政策已有较大调整，但相信中巴战略关系的性质依然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再者，中印在亚太周边地区的战略利益竞争日益明显，以能源为例，虽然中印在能源领域存在某些合作，但在海外的竞争态势已日趋明显。此外在发展与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周边小国的关系中，中印存在的明显利益分歧也需要探讨。

三、结语：若干思考

    战略对话是中印两国建立互信、发展稳定、健康关系的重要平台，推动并深化这一战略性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这一战略对话目前也已取得不少预期进展，成为两国增进战略互信、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寻求合作机遇的重要平台。但着眼未来中印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良好预期，这种战略互动架构仍有待进一步加固和完善。基于以上观察，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思考作为本文结语。

    其一，中印战略对话至今已举行多轮，但这种双边高层的战略性磋商尚未真正形成一种固定的机制。究其原因，机制性特征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印双方对开展良性战略互动的需求和急迫感不足，因此该战略对话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化，其战略蕴涵也有待进一步清晰。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其二，中印战略互信目前仍处较低水平，在安全层面与军事领域尤为明显。这一现状为战略对话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通过高层互动更直接地面对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发掘有持续性意义的话题，不回避和不遮掩相互的战略性分歧，为双方在政策层面避免误解和误判提供可信依据。中印双方需在战略对话的框架内就共同关切的敏感问题充分沟通和交换意见，尽可能提高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的可预测性。在这方面，最近结束的第13轮边界特别代表会谈宣布在两国总理之间建立热线联系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其三，与现阶段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相比，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务虚多于务实，它实际降低了双方对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和预期。中印两方目前已意识到这一局限性，提出需要共同充实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37] 但如何充实其中的内涵，使战略对话的“战略”特征变得更清晰的彰显，进而确保关系稳定和推进相互合作，这则是需要双方从战略高度加以对待的重要问题，也是战略对话未来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